张大千: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有十大影响

w8819-05-10 14:47作者: 月雅书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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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1940年至1942年,国画家张大千率众弟子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,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。对于敦煌壁画,张大千认为:敦煌壁画对于中国画坛,有十大影响,现分述于下:

  第一,是佛像、人像画的抬头。

  中国自有图画以来,在我前面所述,是先有人物画,次有佛像画。山水不过是一种陪衬人物的。到了后来,山水独立成宗,再加以有南宗水墨、北宋金碧的分别,而文人便以为南宗山水是画的正宗,连北宗也被摒斥在画匠之列,不只是将人物佛像花卉,看作别裁异派,甚至也认为是匠人画。自宋元到今天,这种见解,牢不可破,而画的领域,也越来越狭小。不知古代所谓大画家,如所说的曹衣出水,吴带当风这些话,都是指画人物而言;所谓颊上添毫、画龙点睛这些话,也都是指人物画。到后来,曹、吴之作不可见,而一般画人物的,又苦于没有学问,不敢和山水画争衡,所以一天一天地衰落下去。到了敦煌佛像人像被发现之后,这一下子才知道古人所注意的,最初还是人物而不是山水,况且又是六代三唐名家高手的作品,这一下子才把人像画的地位提高,将人物画的本来价值恢复。因为眼前摆下了许多名迹,这才使人们的耳目视听为之一新,才不敢轻诋人物画,至少使人物画的地位,和山水画并峙画坛。

  第二,是线条的被重视。

  书画同源这句话,在我国艺坛里是极普遍地流传着。当然,绘画的方法,和写字也有相当的差别,如皴、擦、点、染这些方法,在书法上是绝对不能相通的;而能相通的,恐怕只有山水的画法和人物画的线条画法。皴法当然是要用中锋一笔一笔地写下去,而人物画的线条,尤其是要有刚劲的笔力,一条一条地划下去,如果没有笔力,哪能够胜任?中国有一种白描的画法,即是专门用线条来表现。可惜后来人物画衰落,画家不愿意画人物,而匠人们能画人物,却又不懂得线条的重要。所以一直到敦煌佛像发现以后,他们那种线条的劲秀绝伦,简直和画家所说的铁画银钩一般,这又是证明敦煌的画壁,如果不是善书的人,线条,绝对不会画得如此的好。而画人像、佛像最重要的便是线条,这可以说是离不开的。所以自从佛像恢复从前的画坛地位以后,这线条画也就同时复活了。

  第三,是勾染方法的复古。

  我们中国画学,之所以一天一天地走下坡路,当然缘故很多,不过薄的一个字却是致命伤。所谓气韵薄、神态薄,这些话固然近于抽象,然而我国画家对于勾勒,多半不肯下功夫,对于颜料,也不十分考究,所以越显得退步。我们试看敦煌壁画,不管是哪一个朝代,哪一派作风,但他们总是用重颜料,即是矿物质原料,而不用植物性的颜料。他们认为这是垂之久远要经过若干千年的东西,所以对于设色绝不草率。并且上色还不只一次,必定在二三次以上,这才使画的颜色,厚上加厚,美上加美。而他们勾勒的方法,是先在壁上起稿时描一道,到全部画好了,这初时所描线条,已经被颜色所掩盖看不见,必须再在颜色上描一道,也就是完成工作的最后一道描。唐画起首的一道描往往有草率的,第二道描将一切部位改正,但在最后一道描,却都很精妙地全神点出。而且在部位等方面,这最后一道描与第二道描,有时也不免有出入。壁画是集体的制作,在这里看出,高手的作家,经常是作决定性的最后一描!有了这种勾染方法。所以才会产生这敦煌崇高的艺术,所以我们画坛也因此学会古代勾染的方法了。

  第四,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。

  我们古代的画从画壁开始,然后转到卷轴上去。以壁来论,总是寻丈或若干丈的局面,不管所画的是人物是故事,这种场面是够伟大的。到后来因为卷轴画盛行,由屏风障子变而为屏幅中堂。画壁之风衰歇以后,卷轴长的的有过丈的,但是高度不过一二尺,屏幅中堂等等也不过三四尺高一二尺宽而已,因为过于宽大,是不便于携带的。到后来再转而为扇面斗方,那局面只限制到一尺见方的范围,尺度越来越小,画的境界也越来越隘,泱泱大风,恐怕要衰歇绝灭了。我们看了敦煌壁画后,如画的供养人,多半是五六尺的高度;至于经变、地狱变相、出行图等等,那局面真是伟大,人物真是繁多;再至于极乐世界的楼台花木人物等等,大逾数丈,繁不胜数,真是叹观止矣!我尝说,会作文章的一生必要作几篇大文章,如记国家、人物的兴废,或学术上的创见特解,这才可以站得住;画家也必要有几幅伟大的画,才能够在画坛立足。所谓大者,一方面是在面积上讲,一方面却是在题材上讲,必定要能在寻丈绢素之上,画出繁复的画,这才见本领,才见魄力。如果没有大的气慨,大的心胸,哪里可以画出伟大场面的画?!我们得着敦煌画壁的启示,我们一方面敬佩先民精神的伟大,另一方面却也要从画坛的狭隘局面挽救扩大起来,这才够得上谈画,够得上学画。

  第五,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了。

  我国古代的画,不论其为人物山水宫室花木,没有不十分精细的。就拿唐宋人的山水画而论,也是千岩万壑,繁复异常,精细无比,不只北宗如此,南宗也是如此。不知道后人怎样闹出文人画的派别,以为写意只要几笔就够了。我们要明白,像元代的倪云林、清初的石涛、八大他们,最初也都经过细针密镂的功夫,然后由复杂精细变为简古淡远,只要几笔便可以把寄托怀抱写出来,然后自成一派,并不是一开始便随便涂上几笔,便以为这就是文人写意的山水。不过自文人画盛行以后,这种苟简的风气,普遍弥漫在画坛里,而把古人的精意苦心都埋没了。我们看了敦煌壁画,不只佛像衣褐华饰,处处都极经意,而出行图、经变图那些人物、器具、车马的繁盛,如果不用细工夫,哪能本会得出来?看了壁画,才知道古人心思的周密,精神的圆到,而对于艺术的真实,不惜工夫,不惜工本,不厌求详的精密的态度,真值得后人警省。杜工部不是有五日画一水,十日画一石的诗句么,画家何以画水画石,要这许多工夫?这就是表示画家矜慎不肯苟且的作风。所以我说有了敦煌壁画的精巧缜密,这才挽救了中国画坛苟且的风气。

  第六,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。

  我国因后来山水画的盛行,画人物画佛像画都衰落下去,差不多沦于工匠手中,就是能够以画佛名家的,也不过画达摩式的佛像、女相的观世菩萨而已。至于天释是个什么样子,飞天和夜叉这两个名词虽然流传人口,到底又是何种样子,可以说是全不知道。画坛衰落到这个地步,真是令人气短!但在敦煌壁画发现以后,这才给我们以佛、菩萨及各种飞天、夜叉的真像,我们才晓得观世音菩萨在古代的男像,是有胡须的,不只是后来画一绝美女人,便指以为是观世音菩萨。本来,菩萨男、女相本没有什么可以争执的,因为《普门口》上曾说过,凡是世人应该用什么形态得度的,观世音菩萨便现何种形态给他讲说佛法,有时现丈夫身,有时现女人身,有时现宰官身。这就是说,对于某界人要叫他信佛法,必定要现出那一界人的形态、服饰及语言等等,要一切相像,才能接近他们。如果现丈夫身而为女人们说法,那女人们不会被骇跑了么?这也像后来外国人要到中国传教,必定学中国方言,说得纯熟,然后再穿长袍马褂,这才可以和中国非知识分子接近,这才可以布道一样,是一个道理。我因谈自敦煌佛画而得到各种佛、菩萨像的精确性,不觉扯了一大堆的话,然而这道理是真实的啊!

  第七,是女人都变为健美。

  近代因为中国国势衰弱,而画家所画人物,尤其是美女,无论仇十洲也好,唐六如也好,都走上文弱一条路上,多半是病态的林黛玉型的美人。因为中国一般人的看法,女人是要身段苗条,弱不禁风,才足以表现东方优美的典型。这一直相沿下来好几百年,无人起来做一种纠正运动。到了敦煌画面世,所有画的女人,无论是近事女、供养人或国夫人、后妃之属,大半是丰腴的、健美的、高大的。我们看北魏所画的清瘦之相,而到了唐代便全部人像都变成肥大了。这也可证明唐代的昌盛,大家都够营养,美人更有丰富的食品,所以都养的胖胖的。因为画家是写实的,所以就把唐人胖美人写下来了。后来玄宗宠爱的杨贵妃,也是著名的丰腴之流,或者唐代风尚如此也未可知。但在画坛里,我们画了林黛玉型的美人,差不多有好几百年了,忽然来一个新典型,杨贵妃式的胖美人,当然可以掀动画坛。所以现在写美人的,也都注意到健美这一点了。

  第八,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。

  中国古来作画,没有不是写实的。到了写意山水画出世,人物的一切衣服装饰,便多半以写意为之。中国在胡人侵入之后,如元代画家,因为讨厌胡人衣服,所以在山水人物画里所表现的,都是汉代衣冠,表示不忘宗国的意思,原来是值得称颂的。但为写实起见,为表现时代起见,我们便不能不把但是的衣冠饰物等一切实物都绘到纸绢上面去,才能表现某一时代的人物;而人物又因服装的不同,又可表现他们的身份。我们看敦煌壁画,在初期六朝时期,华夷杂处,窄袖短衣,人多胡服。又唐人多用昆仑奴,而画里富贵人家的侍从,总有一碧眼大汉,高鼻深目,很像洋人,大概即是昆仓山脉下西域诸国的人。北魏妇女多披大衣,有反领和皮领,又披肩和围巾,式样简直如近代时髦装束。所有近代所用的手杖及推儿车,唐朝也多。如果他们不是写实,我们又何从知道古代的风俗装束呢?我们今天的绘画,也是要使后来一千几百年后的人,知道我们现在的一切制度装束。所以敦煌壁画给我们写实的启示,也是很值得去学的。

  第九,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。

  上面我们不是说过,写史实风俗一切是要照当时描写么,至于画佛像画,在敦煌壁画里,又适得其反。在北魏时期,所画的佛像,还是清瘦的印度人相,这当然是依着印度携来的佛像来画的。但到了唐代,不只佛像完全像中国人,面圆而体胖,鼻低而目秀,就连所有的楼台宫室一切,也都画成中国形式了。我们看极乐世界图便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我以为有两个原因:因为佛是超世界的,超现实的,所以要用超万有、超事物的笔法来画他,才足以表示庄严;第二是佛教到了中国,为使中国人发生崇敬思想而起信,虬髯瘦骨的印度人是中国人所不欢迎的,所以到了唐代,就都变成了中国人了,这也可以说是应以中国人身得度者,所以显示出中国人的形象。又关于图案,自汉以来,都是以超脱的意境来画的,所表现在图案上的,完全是站在云端看世界,如飞凤云龙等等,都是超现实,是其他民族所意会不到的。到了佛教进入中国,中国图案的作风,接着又是一变。这一变,可说是由超脱的反归于内省的,从敏慧的进入到大彻大悟的境界。线条是动中见静,色彩是闹中有定,题材是广大超逸的,拿近代的话来讲,是高贵的又是大众的,这一变动超乎于世界各国图案之上了。这就表明:凡画佛教的佛像和附带的图案画等等,不必与现实相似,最要紧的超物的观念,合于本国人视听的写法,才是最成功的!

  第十,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国的画坛了。

  在图画的基本上讲来,我想无论古今中外,总有一个共同的原则,那就是物极必反。这话怎么讲呢?那便是最初的画,一定是简单的,后来渐渐的复杂,到了复杂之极,又要趋于简单,但这第二个简单所包含的意味,便不同于第一次的。最初我们总要刻意画得像实物,太像了,我们又要把它画得不太像,或者几笔简单的笔意,而控制或代表复杂的景物。前者是写实,后者便是所谓写意。写意写到太过笔简,人们以为不够味,又会回到写实上面去。这就如春夏秋冬四时的循环,并没有什么高下、是非、好坏,只是相继相代,去旧务新的办法。但经过若干年之后,也许我们以为极新的,哪知却是极旧的;以为是外国人所独创的,哪知道就是中国古代几千年前便有而后来被暂时扬弃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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